习近平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坚守马克思主义之魂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脉，遵循人类发展进步之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逻辑，始终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是一个从根本上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创新性表达。它开创了既有现代化共同特征又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新形态，蕴含着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
现代性(Modernity) 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 密切联系，但又有所区别，前者侧重特征，后者突出过程。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 “在现代性背后，我以为，我们能够观察到一种崭新的不同于过去的秩序之轮廓。”布莱克对二者的关系作了深刻阐述：“从上一代人开始，‘现代性’逐渐被广泛地运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现代化’则是指社会获得上述特征的过程。”因此，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及其世界性意义的研究，离不开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考察，以及对隐匿于其中的现代性悖论之弊端的批判、矫正与克服。从学理层面分析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启蒙现代性悖论的回应与超越，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现代性特质，可以更加准确、全面地理解其世界性意义。
一、现代性：西方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及其特征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各民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从传统社会逐渐跃升至现代社会的阶段性历史过程。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实践最早源起于西方，其内在动力是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工具的革命性变革，而欧洲工业革命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原初表达。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此作了经典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上个世纪后半期，随着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而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同时又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现在才开始被认识。”可见，以工业革命为原初表达的现代化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世界各区域和民族都主动或被动地卷入现代化浪潮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现代化形成了世界市场，催生了世界历史，“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它（指资产阶级——引者注）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可见，人类社会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具有其历史必然性。
伴随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在西方世界的蓬勃发展，有的学者将资本主义制度文明视作现代化进程中的唯一道路，将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看作是“地球和人类的欧洲化”。在这里，世界的现代化被欧洲化、西方化了。对此，黑格尔强调：“惯于运用理智的人特别喜欢把理念与现实分离开，他们把理智的抽象作用所产生的梦想当成真实可靠。”黑格尔在这里探讨所谓的“把理念与现实分离开”，其实就是尖锐地批判这些学者不顾各国、各民族自身的特殊性和具体情况，将世界历史单纯地理解为“抽象的普遍性”的存在，也就是把世界理解成单一的形态，这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在这些学者眼中，即便世界有所行动，那也不过是“支持和抵制的一种表示立场的行动”。
秉承“抽象的普遍性”观点的学者所看到的现代性是抽象的、绝对的。福山作为这类观点的代表，将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看作是一成不变、神圣和永恒的，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形态及其衍生出的价值观念作为可以一劳永逸地指导和支配世界的“典范”。他宣称，“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福山的“政治新解”虽然一经问世便成为某种风尚，但历史现实对其谬误进行了深刻印证。事实证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特征和现代化发展模式逐渐暴露出其深层次危机，它已无法继续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现代性的普遍特征如若脱离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现实历史境况，便是毫无内容、空洞、抽象的普遍性。不可否认，现代化过程具有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性，但这种历史必然性又是在偶然性中展开的。实际上，“抽象的普遍性”代表着西方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所表征的不过是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因此，现代性并非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具有鲜明的现实性与历史性。
首先，从现实性上看，现代性自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获得了绝对的权力。然而，现实的世界历史所呈现的并非某种“抽象的普遍性”，而有着具体且丰富的发展脉络与表现形式。用“抽象的普遍性”根本无法理解和把握世界各国、各民族所面临的具体的历史境遇，只能简单笼统地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整理归纳出一个所谓的普遍“发展模式”，并套用在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中。这种做法类似于试图通过熟记几个数学公式来应对所有复杂的数学问题。稍加反思，便不难发现，其根本无法应对现实中波谲云诡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而且这种做法很有可能导致对历史现实的误读与误判，还可能引发一系列荒诞不经甚至灾难性的后果。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的独到见解。针对米海洛夫斯基等人的抽象观点，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为何马克思认为这种看法会给他带来“过多的侮辱”？其实就是因为它将马克思的理论抽象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这在本质上便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而实际情况却是“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从唯物史观出发，我们必须将现代性问题放在现实的情境中去看待、去分析，只有在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发展条件下，才有可能真正展现现代性的本来面貌。
其次，与其他事物一样，现代性具有历史性。现代性既会依照自身的逻辑生成和演进，也会衰亡和转化。因此，所谓基于某种现代性观念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只有那些顽固地坚持“抽象普遍性”观点的人，才会将体现现代性的事物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视作是永恒不变、神圣和绝对的。基于此，他们强调由西方资本主义时代所发展起来的价值理念可以彻底地、一劳永逸地指导和支配整个世界。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作永恒存在物的谬论进行了尖锐批判：“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阐述。马克思对其评价道：“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黑格尔哲学蕴含着明显的历史辩证法：一方面存在就是合理，另一方面存在就意味着衰亡——“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就是说，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由此，恩格斯强调黑格尔“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肯定了黑格尔哲学的积极意义及其革命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强调现代性的现实性和历史性，并非是说现代性瞬息万变而无法把握，而是须对“抽象的普遍性”这一错误观点加以批判与反思。这种批判与反思旨在表明，以现代性为理论内核的现代化道路并非是唯一的和不变的，从来就没有一个既有的固定模式，所以绝不能削足适履。基于此，就不能以所谓的“抽象的普遍性”的形而上学方法来认知、理解现代性，而是要遵循现实的、历史的观点，将现代性及其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看作是面向人类生存与生活实践的具体的敞开和复杂的生成过程。也就是说，现代性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空间地域中呈现出特殊的发展境遇和时代标识。
二、加速现代性：现代性的时代表征及其潜在危机
现代性是在具体的、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不断重塑的，从而在现实性上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样式和形态。数智时代的到来引发了现代化发展范式的全面变革与全新推进，“速度”“加速”逐渐成为表征现代性内核的关键词——加速逻辑联袂资本逻辑，不断重塑着现代性本身。
以资本逻辑的诞生为分界线，传统社会的叙事体系被一套新的社会解释原则所代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古代社会咒骂货币是自己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瓦解者。还在幼年时期就抓着普路托的头发把他从地心里拖出来的现代社会，则颂扬金的圣杯是自己最根本的生活原则的光辉体现。”资本逻辑说到底就是资本占据支配地位的现代生产关系。自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以来，其始终遵循着资本主导的逻辑，在全世界范围内追逐和攫取剩余价值。作为表征现代社会理念、价值等的现代性，毋庸置疑亦是资本逻辑的产物。因此，由资本逻辑开辟的现代化，其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性特质必然是被资本逻辑所规制的。
加速逻辑主要通过对时间模式和社会结构的支配来不断重塑现代性本身。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哈特穆特·罗萨通过“加速”(Acceleration）重新指认现代性，为解释现代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路径，建构了现代性的新形式——“加速现代性”。加速现代性表征着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不可忽视的潜在危机也与之相伴。事实上，加速逻辑是以资本逻辑为底层逻辑，同样旨在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进而实现资本的不断循环与周转。质言之，加速逻辑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中所呈现的新的表现形式。资本逻辑与加速逻辑并非完全异质，都是对现代性本质属性的话语表达。深刻认识和反思加速逻辑何以成为现代性的新形式，并从西方学者的纾解方案中发现其潜在的局限性，最终剥离出加速现代性的本质，十分必要。
实际上，加速并非现代化发展到今天才显现出来的特征，加速逻辑一直隐匿于现代性发展的总进程之中。换言之，自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加速逻辑就已被纳入现代性的叙事体系之中。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到加速对整个社会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所带来的巨大冲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加速已成为现代性的常态化存在。从实质上讲，伴随数智革命的迅猛发展，加速逻辑联袂资本逻辑从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地重塑和刷新着现代性本身，加速现代性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表现形态。正如罗萨所言，倘若忽视了“加速”已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词汇的现实，那么人们根本无法知晓和理解现代性究竟是何物。
何为现代意义上的“加速”？罗萨认为是“时间单位内的数量增加(或者，也可以在逻辑上同等含义地定义为相对每份确定的数量所需要的时间量的减少)”。具体而言，罗萨从错综复杂的社会加速现象中剥离、抽象出三个层次：
第一，技术加速(technological acceleration)。这是最容易被量化和直观感知到的加速形式——在技术变革的过程中，通过提升诸如运输、传播、通信和服务等系统的速率，以达到空间逐渐被时间所消弭的效果，即“目标明确的、技术的、特别是工艺的(也就是说机械的)加速过程”。技术更迭日新月异，促使空间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被时间所取代，人们时常感到周遭的世界越来越陌生，也越来越无法理解。在数智时代，大数据及其庞大的算法所建构的虚拟空间成为现代性发展最为典型的表征。
第二，社会变迁加速(acceleration of social change)。这是当下人们体验最为真切并且关注较多的加速形式。随着“加速现代性”时代的到来，“在今天，对期限和截止日期以及速度命令的忽视更多地会招致被社会排斥”。社会变迁加速的核心在于“现在时态的萎缩”，曾经可以长期有效指导社会成员行为的经验，现如今却随着社会变迁速率的不断提升而导致其“保质期”缩短。齐格蒙特·鲍曼所提到的变动不居的“液态社会”，正是这一状态的典型反映。现代社会的变迁速度不断加快，前人所积累的经验与智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失效风险，其适用性大打折扣。与此同时，时尚趋势与流行文化的短暂性、多变性特征愈发显著，当下的流行趋势可能在极短时间内便失去其吸引力与影响力。人们为了不被变化如此之快的社会所淘汰，只能通过不断学习新的生产、生活经验来适应新的社会变化。
第三，生活节奏加速（acceleration of the pace of life）。这是一种与现代个体联系最为紧密的加速形式。前文提到的技术加速在理论上为现代人赢得了时间上的富余，使人们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去体验人生和享受生活。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理论构想的实现依赖于一个关键的前提性假设——现代人的总体工作量基本保持不变。然而，事实与此大相径庭，人们时常感受到时间资源的稀缺性及其利用上的紧迫感。究其根源，在于技术的加速带来了同一单位时间内更多的工作量，或者说完成同一工作量的时间被大大压缩。因此，个体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并非是时间的充裕，而是时间的匮乏与紧迫，焦虑恐慌的情绪迫使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得不进一步加速，以应对这种由技术加速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实际上，正是基于技术加速与资本循环周转效率的提升，才引发了生活节奏和社会变迁的加速。技术、社会变迁与生活节奏加速的融合，使得现代社会不断呈现出新的加速方式，进而致使现代性的形象表征跟随加速方式的革新而日新月异。
如上所述，加速现代性无疑存在着潜在的严重危机。现代化使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人们获得了以往无法比拟的自由和个性发展空间，黑格尔曾特别强调现代社会的实质“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然而事与愿违，在加速现代性带来数字与智能发展的同时，人们也“获得”了新的奴役力量，理想中的自主性和个性化愿望落空。加速现代性的潜在危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加速逻辑引发了时间的贫困，人们不可避免地产生时间体验的稠密感、紧缩感。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表面上似乎给人们节省了很多的时间，但这些节省出来的时间不是用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是需要把这些时间用在更多的“要事清单”上。人们要在十分严格且紧张的时间期限内完成清单上的所有事情。人们的行为模式愈发受制于“期限原则”，而非基于个体的“价值需求原则”。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主体性的丧失和消解，“社会加速所蕴含的逻辑索引形成了一套严密却又十分隐秘的时间体制，管制和支配着人们的行为”。
其二，加速逻辑带来的是经验的缺失，人们不可避免地产生经验的贫乏感、破碎感与罅隙感。伴随加速逻辑对现代性内涵的扩展，面对信息革命所带来的知识大爆炸，人们获取大量碎片化的信息，从而导致感觉异化、经验失效和情感空洞。数智平台通过高超的算法抓取用户的“注意力”，致使主体感知被外在要素不断地拉扯和分散，时间在外界的纠缠中转瞬流逝。如此一来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悖论：一方面是人获得了以往所有时代未曾有过的丰富体验；另一方面是人的经验出现了大量缺失。
其三，加速逻辑带来的是人与周遭世界的脱节。加速现代性不考虑人自身的发展及其对生命意义与价值的追求，而只是一味地将体验的增加作为人的发展的核心要素，这势必会导致人在生活世界中出现“自身认同危机”。质言之，在加速现代性的影响下，人际关系出现了一种新的异化状态——“缺乏关系的关系”：冷淡、疏离甚至敌对的关系。人的认知习惯和经验方式因加速现代性而改变，人们被置于一个缺乏亲密感、空前均质化、充满怀疑的现实世界之中，日益成为“单向度的人”。
如何应对加速现代性的潜在危机？学者们普遍认识到，现代性的本质是为人的自主性和个性化发展创造条件，但加速逻辑与现代性的本质显得格格不入。针对这种现实状况，如何真正实现“美好生活”？耶基主张采取以消除冷淡、疏离、敌对关系为核心的“化用”方式，促使人与世界的关系恢复正常化。罗萨则强调人不能单方面地“化用”世界，并主张通过人与世界的“共鸣”来重建人与世界的正常关系。其具体方案是：改革经济制度，将现代资本运行的竞争机制变得更为柔和；全面重构社会福利政策，无条件地保证人们的基本收入，以确保竞争不再对主体的身心产生伤害；将美好生活的衡量标准转变为承认人的作用。韩裔德国学者韩炳哲则从现代生活方式的角度出发，强调通过恢复人的“凝思”来实现主体对生活乃至生命意义与价值的深刻体验。这种“凝思”是一种“没有强压与必须、没有劳累与操心的自由状态”。通过“凝思”，可以让主体摆脱像滚轮中的小仓鼠一样工作的命运，让时间重新具有叙事张力并且充满意义。
上述西方学者对加速逻辑的剖析仍不够深刻，其所提出的纾解策略显然并不彻底，依然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甚至或多或少地带有乌托邦的成分。这些纾解策略无非是对当前资本主义加速现代性现实的一种妥协，其实质在于规劝人们主动去适应这种加速逻辑。从根本上讲，其仍未破解资本主义社会所衍生的现代性悖论，未能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在这种理论视域下，人们依旧受到资本逻辑的宰制。因此，化解加速现代性潜在危机的关键不在于要求主体不断适应危机，而在于探索现实合理的现代性形态和模式，为加速现代性设置边界，为个体赋予更多的时间选择权，从而真正超越资本逻辑和加速逻辑。
三、新型现代性：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本逻辑及其世界性意义
哈贝马斯坚信，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正是资本逻辑对资本增殖的指数性、无止境的追求，让加速逻辑不断突破底线和边界。如上所述，加速现代性中“真正的主体”仍是资本，一切必须听命于资本逻辑的无声强制，人的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则被无限度地贬抑。实际上，现代化的终极目标在于实现人的现代化，而非只是物化指标的增长与跃升。西方现代化并不是“普世模式”，仅是人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样态，并在发展演进中呈现出诸多现代性危机与悖论。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更加合理的现代性文明形态来化解西方现代性所面临的困境？如何建构合理的加速现代性？让现代性站在人类进步的一面，是至关重要的。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坚持问题导向，围绕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推进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属于同一历史进程。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展开的；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体系与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确立了基础性导向。回望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现代化实践，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国家“串联式”发展路径不同的，呈现出叠加发展的“并联式”发展道路。
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深刻揭示了其科学内涵与价值取向。具体而言，人口规模巨大，不仅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国情和前提条件，更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主体地位的深刻认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全体人民的需求和利益，把改善民生作为重中之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深刻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以及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刻认识，即绝非仅停留于单向度的物的片面发展，而是追求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的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深切关怀，以及对代际延续中后辈生存发展权利的关切与担当。走和平发展道路，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共同发展和全球治理所作出的积极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全新范式，深刻遵循人本逻辑，打破资本对人的异化，坚持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内蕴着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型现代性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所呈现的新型现代性，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论的破解与超越，从根本上扭转了现代性危机的肇端，否弃了资本逻辑的无限制、无边界的本性，从源头规范了加速逻辑的方向，为加速现代性设置了合理边界。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人民福祉成为新型现代性的核心，从而克服了资本逻辑与加速逻辑联袂主导下的现代化发展弊端——由资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建构加速现代性的合理形态，人民成为现代性的真正主体。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也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黑格尔所言：“为得要使一种真正普遍的兴趣可发生，一个民族精神必须进而采取某种新的东西，但是这种新的东西能够从哪里发生呢？这个新的东西必须是一种比它自身较高等的、较博大的概念——对于它的原则的一种扬弃——但是这种举动便要引起一个新的原则、一个新的民族精神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世界现代化的新方案，与世界历史之未来走向有着本质联系，具有重要的世界性意义：
其一，有力回击了“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谬论。西方意识形态极力鼓吹现代化是一个没有道路分野的普世过程。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跨越了“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话语陷阱，打破了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现代化的妄言，而且创造性地建构了崭新的现代性，摒弃了西方现代化所遵循的生产力发展受资本主宰的逻辑，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实现了价值理性面向与工具理性面向的现实的统一。
其二，促进了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为加速逻辑注入了无界限的属性，人们在“加速进步”的被动地位中无止境地透支生命。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旨在实现效率、效益提升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破解、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悖论，使劳动的产物不再是异己性的存在物，而是把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摆在首位，将其作为现代性筹划的真正核心。
其三，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当前全球面临严重的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冲突、贫困及发展等问题，采用何种方式对其进行有效化解，是人们高度关注的议题。中国式现代化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蕴含着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是人民共享的文明形态，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开拓了一条新的路径，为化解人类发展困境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一般而言，当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出现新的生存方式，同时也出现领头羊发展方式转向的时候，文明重心转移便会自然地产生。当前，人类文明重心之所以会发生转移（东升西降），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及其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破解和超越了现代性悖论。中国式现代化吸收、运用现代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基础上不断重塑着现代性本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本逻辑为加速现代性设置了合理边界。首先，坚持人民至上的崇高价值追求，在利用资本的同时驾驭资本,通过制度优势的引导，充分彰显发展的人民性、公平性、共享性，有效规避和超越了资本逻辑和加速逻辑对社会秩序与公平正义的冲击，扬弃了人的工具性。其次，以人本逻辑为内核的新型现代性有效化解了现代性危机，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彰显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创新力量。
习近平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于此而言，让人民享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检验中国式现代化成效的关键标准。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富有世界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造福人民、服务人类福祉为目标的。这种以人民利益为宗旨的现代性诠释着全球治理的新理念,必将为人类文明贡献全新的视角和范式，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
如何实现现代化，何为现代性特质，是一个世界性问题。现代化最早源起于西方，其标志性事件是工业革命。西方在现代化发展上具有先发优势，但现代化没有定于一尊、一劳永逸的模式，西方的现代化也并非世界现代化的最终答案。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的“抽象普遍性”的藩篱，剥离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虚假表象。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性的价值追求，为加速现代性规范了边界，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下物对人的宰制，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的统一。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应对、破解、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悖论，使发展真正体现人民性、公平性、共享性，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是建构崭新现代性的基础与核心。中国式现代化有效破解了西方现代化关于“人屈从于物”的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宰制，真正将价值理性作为现代化发展的目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并建构起崭新的现代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性意义，不仅在于要将中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不只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拓展途径和提供全新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它秉承现实、历史的观点，化解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潜在危机，破解、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悖论，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真正体现了人的主体地位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高度上，中国式现代化才具有真正的世界性意义，进而为整个人类社会作出应有的积极贡献。